泉州古蹟名胜贤人

泉州

一峯小小芙蓉淡，

万叶葱葱翡翠浓，

自是一方仙境好，

禅源不与世间通！ 

——明•朱鉴

   《泉州唐城踏勘考察研究报告》谓：“5300年前，清源山下一片汪洋，泉州城尚在海中，今城域仅有西南升文山凸兀浮出水面，一枝独秀。” 升文山又名龙头山，泉州曾氏立祠于此，宋代出名相曾公亮。

       泉州是龙脉结聚之地，沦海桑田，土地由晋江上游坭沙冲积而成，钟灵毓秀，是养人生息的好地方。

　　晋末永嘉之乱，中州板荡，慜怀二帝被虏，晋亡，衣冠卿相仕族南渡长江，王导王敦匡扶司马睿于今南京建立东晋。元帝年幼力薄势弱，亲兵散骑常侍招远将军、合浦太守林禄奉敕带领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仕族再度南迁入闽开拓南疆以图永固，择地古南安江北岸温陵（今泉州市之丰州镇）埔顶桃花源背山临水开基立祠繁衍生息，为蛮荒古闽越带来中原优秀的风尚、礼仪、习俗、文化、语言、武术、音乐、戏曲、建筑、文学、诗歌、书画、雕塑、工艺、农耕、工商技术、融合原居民发展生产、繁荣商贸、大兴土木、致力办学、教化文明，持牧中原古风！给后来强盛的“闽南文化”奠定了开创性的坚实基础！也成为了“泉州城市品牌”异乎寻常的文化核心！此后再经唐代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及王潮、王审邽、王审知父子兄弟带领更多的中原氏族贤人移居“泉州”，宋代赵匡胤的后代子孙专属的“南外宗正司” 再迁移进住“泉州”，给“泉州”添加了皇家的气象和体面！（这个晋朝不经意的文化存藏，加上唐朝的大移民，结合宋朝迁移“南外宗正司”皇族至泉州，形成了泉州人高贵独特的文化骨质，增益了泉州人的古朴、睿智、率真、善良、正直和宽融！）

　　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时候留下了五千言《道德经》，但“中原人”却一直只当它是“字”面上相传的“千古文章”，未曾真正当作非常重要的、非学不可的《生命学与生命管理学》，“中原人”自“春秋”以后数千年来就不能够欢喜平安的生活着！

　　泉州有一座“清源山”。“清源”二字，具有“生命的清净本源”的含义。明朝朱鉴有诗云：“召尧碧屿杳冥濛，绿映苍苍匝地封。明月影中金琐碎，乱云堆里玉玲珑。一峰小小芙蓉淡，万叶葱葱翡翠浓。自是一方仙境好，禅源不与世间同（通）。”可见古代人对于泉州清源山有很高的评价。达摩祖师告诫世人：“非清虚不能脱换；非脱换不能清虚。”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懂得拥有“清虚”这二个字，就不可能脱胎换骨“易筋洗髓”真正懂得“生命管理”！这“清虚”是何物呢？

　　“清虚”如下图所示：

　　我们日常的数字表达，是1、2、3、4、5、6、7、8、9……至无限数大。1为始数，起首之极数，故称之为“太极”，是最“尽”的起点。但，相反，9之后的数可以任由你加至说不出的大，那是“无极”；可是，到了不得不停的极数时，此数也只好被称为“太极”、暂时最尽的终点。有趣的是：1至9之后的任何一个数都可能同时是“太极”又是“无极”。因为任何一个数都是可以暂时停留和可以无穷无尽的继续向后衍化。我们此时不要忘记，我们的日常数字表达，还有一个“0”字，这“0”字一出现，“1”就不能再被称为“太极”或“无极”了！因为“0”才真正是众数的起首端点。它才能被称为“太极”或“无极”。但是我们对数字的表达到此也不能感到满足，因为这个圆圈是由一个小黑点着相推移呈形而“画”出来的！这“点”更是“0”的前身！可是，这“点”还不能够真是“众数”最早最祖（太祖）的“最终起源究竟”！“最终起源究竟”在于“这一点”未出现之前的那一片白茫茫的、一无所有的、不可言状的、什么也不曾发生过的、不曾起心动念的原始灵光清虚自然状态（总能量原态）。这“白茫茫的无念无生无相的一无所有又什么都可以有的‘无上正等正觉'”，才是“生命”的“本源真实”──“母体”。

　　《生命学》可以用以下七个图形表示：

　　这七个图像，放在中间的那个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生命解释图像。它经常被放在“八卦图”的中央，表示“阴阳众生”的“阴阳合‘道’理象”，它被世人称为“太极图”。此图表示“人道”阴阳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多大，我也是多大，同在一个“圆圈（独立的生命局限）”里，势均力敌，你推我让，我推你让，互动旋转，“两鱼相咬”，你离不得我，我离不得你，同源同生，共存共荣。同时也在暗示：世间万物由无至有，由微至显，由小至大，阴极阳生，阳极阴生，阴在长大的时候，阳却在消退；阴在缩小的时候，阳却在扩大。左阳右阴，清者在上，浊者在下。白的叫做白无常；黑的叫黑无常。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个黑小点和白小点，黑小点叫做：“无中生有”；白小点叫做“有中生无”，两者身边都有变大的空间，不像两侧的“两鱼相咬”图像，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两者之间，没有变大的可能。有趣的是：黑白之中的那两个小点都有让你发展变大的“自由”空间，世界上的人，却都争着要“无中生有”，而不愿意“有中生无”，导致世界上“有”多于“无”，就失去了平衡！造成“邪气（负能量）”多于“正气（正能量）”，阴盛而阳衰！灾难多于幸福！悲苦多于快乐！！

　　《生命管理学》也可以用《三个图形解说》来表示：

　　这《三个图形》是在说：必须明了、确定、坚信、固守、充实、扩大阴阳中间的“清虚”。因为“清虚”是我们生命的原始真面目──道体。外围的黑白阴阳，是“道体大智慧”所衍化的虚幻産物，大家必须懂得对“阴阳黑白”的认同（同体大悲；无縁大慈）、尊重、信任、平衡、爱护、圆融、收服。因此，正确的“生命管理”方法，必须是：坚守“清虚般若”原始“道体大智慧”之如如“不易”；同时尊重、信任、爱护“黑白阴阳众生”的“变易”。

　　此为人类生存之“道”！

　　西域人释迦牟尼“接道”之后把“道”传递至二十八代，出现了一个“圆满全通”的“达摩”，才由他把“道”归还给“中国”。（这一折腾，中国已经过了几千年！）

　　老子是启迪人类思考和证实下面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重要人物：

　　1．天下万物有生于无！？

　　2．“无”是无所得之无，也是无尽藏之无？

　　3．无为而无所不为？

　　为什么巨大的老子雕像会默默的坐在泉州“清源”山脚与天地浑为一体好像在等待世人的亲近与重视！

　　传说：老子化胡之后云游中原各地，最后选择清源山羽化升天，真道留在中原，藏于泉州。

　　五代南唐时期，泉州的“禅”学异常兴盛！“禅”学即是“道”学，“禅”学在泉州大行其道！禅宗的第一本专著《祖堂集》就在泉州“招庆寺”出版，比《景德传灯录》早出版五十年。通过老子的石刻像，我们可以感受到老子“道”的精神存藏在泉州千古弥新，蕴含着无比巨大的讯息能量等待着世人去开发与运用！

　　无形决定有形！

　　静、筠二禅师总集编纂《祖堂集》、岳麓社再版前言说：“作为海外贸易港，福州、泉州经济繁荣，天下禅僧为避华北及中原的战乱纷纷南下，禅学兴盛。” 有谓：“ 北赵州，南雪峰。” 雪峰存义为慧能大禅师门徒青原行思的五传弟子，讲法四十余年，每年听众多达一千七百多人。《祖堂集》记载着很多南宗得道行者的事迹。泉州自唐朝林藻、林蕴、欧阳詹、留从效至宋朝的曾公亮、吴真人、朱熹及其后出现的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如：蔡襄、吕惠卿、王十朋、蔡清、张瑞图、林欲栋、林欲楫、李贽、赵本学、俞大猷、黄道周、林骚、陈紫峰、苏紫溪、黄凤翔、何乔远、李九我、郭惟贤、周天佑、顾珀、詹仰庇、庄际昌、王畿、蔡元白、粘洪禄、郑成功、洪承畴、施琅、李光地、黄培松、吴鲁……这些人的思维识见体现着泉州人的文化传承和性格基础。

　　特别是 “蔡清”，主张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形成了清源学派。明代中叶，有谓“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成宏间，士大夫谈理学，惟清尤为精诣。”蔡清的主要著作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蔡文庄公集》、《太极图解》、《河洛私见》等。

　　泉州人自古克己重礼，自爱、爱家、爱国、爱人类！大爱近于“无私”！大多数泉州人都期待自己能够出外“赚钱”回来光宗耀祖、庇荫四方！因此，很多“出洋谋生”的泉州华侨都能够“挣够了钱”回家“圆梦”，照顾他力所能及的乡亲！也为当地国的幸福作出非凡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泉州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各方面的特出人才！

　　历史上，有多少“外域人”移居泉州得到泉州人的尊重、同情、接纳、包容、同化！

　　泉州人具有浓厚的中原耿朴、强悍、率真的古风和大气！加上泉州丘陵与大海地理性格的熏淘 ，文化形貌就顕得更加特别！

（一）两晋

　　西晋

　　玄妙观，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东街新府口，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距今1700多年历史，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被誉为“八闽第一道观”。

　　在泉州，最早有佛友庙宇的地方是南安丰州的延福寺。延福寺又名建造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为福建省最古老的寺院之一，也是泉州最早的佛教寺院。

　　“延福寺”所在地“九日山”秋天遍地开满菊花。有诗曰：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東晋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不息，司马睿于今南京建立东晋不久，见晋室气数已衰，人心不可期，知“闽越”才是长久偏安之地，（因汉武帝诛古闽越王余善，闽越灭，蛮以数反，移其民于江淮而久空其地，）命令林禄带领八姓衣冠卿相仕族将兵民众入闽辟疆，以图繁衍生息永居南疆。林禄时任合浦太守，自广西合浦经广东入闽，见温陵丰州一带（清源山西端）山姿势态尤如一位尊贵女子仰卧山峰地灵之上，赞曰：“观音朝天”！适合他所带来的晋朝民众长久居住繁衍生息，林禄勘探埔顶桃花源（后称“林厝山”）觅得佳穴开基立祠，封山设隘，破土开荒，自耕自作，自养自足。（“林厝祠堂”立于清源山脉西端的“观音朝天”穴。“林厝山”两侧分别有狮子山与莲花峰护卫着，林禄得此好地，内心期待子孙后代能夠持续先祖心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为国为民救苦救难的夙愿，因而宋朝就诞生了“天上圣母”妈祖林默娘！）

　　林禄公是西晋黄门侍郎林颖之次子，生于西晋武帝太始元年（乙酉正月初七日子时），居下邳梓桐乡。禄公字世荫，西晋惠帝时任安东琅琊王府参军，镇下邳。永嘉初（公元307年）随琅琊王司马睿移镇建康（今南京），除给事中、黄门侍郎。建兴元年，从王敦讨杜弢，立下战功，迁招远将军，散骑常侍。时五胡乱华，西晋怀、愍二帝相继被俘，林禄佐司马睿即位建康，匡扶晋室，任合浦太守。东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诏归，奉敕拓镇晋安，任“温陵太守”，为开闽林姓始祖。（历代官方与百姓公认的“开闽林姓始祖”，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祖约叛乱，越年攻陷京都，林禄奉命讨伐，建立功勋。林禄披肝沥胆匡扶晋室为元、明、成、康、穆五世皇帝的良佐。卒于官，时在东晋穆帝永和12年（公元356年）九月初九日未时，享寿九十有二岁。唐朝武则天追封其为“晋安郡王”。墓葬温陵“九龙之岗”（惠安塗岭），穴名“龙马毓奇”。妻张夫人，生五子，长曰恭、次曰晖、三曰暢、四曰期、五曰雅，皆雄勇英杰，随林禄转战南北，号称林门五马，战功显赫！孔夫人，生二子：长曰景，次曰暹，皆显贵。

　　古温陵（今丰州镇）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自三国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始置东安县，晋武帝三年（公元282年）改东安县为晋安县，直至唐中叶，“温陵”相继“置”晋安郡、梁安郡、南安郡、南安县、丰州、武荣州、泉州等州郡，管辖今泉州、漳州、莆田、厦门等四地市。“县址”在南安江北岸今丰州镇。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谓：晋安郡，晋置隋废。《辞海》谓：晋安，古县名，晋太康改东安县置。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安东晋江北岸，南朝梁为梁安郡治所，隋改名南安。晋安郡辖境分别为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等八县。“晋安”管治三易其名，反复混乱！  简单言之：三国归晋后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东安县改名晋安县。先有“晋安县”后置“晋安郡”。“晋安郡”之设置受“晋安县”的政绩和行政需要所影响，林禄积功累业于晋安县，朝廷因其镇管功绩彪炳，遂同意扩大其管治范围，北伸设置“晋安郡衙”于“侯官县”（今福州），林禄令严高为首任太守，自己却一直留镇“温陵福地”安其“温陵太守”之责，实则真正承担和掌领着闽越广大管治区域的军政大权，威严名望足以被称作一方之王！但林禄忠孝谦逊，不以封王为夙求！他谨守祖徳，心系治下百姓！其实，军队与庶民心中早已尊其为真实的“晋安郡王”！林禄所带领的军队是东晋皇帝司马睿最依重、最信任、最具治力和战力的主力军！林家军入闽解甲后的第二年，又被调回建康平定苏峻、祖约的叛乱！这是一场非常艰难取得胜利的残酷战争，结果牺牲了恭、晖、畅、期、雅五个擅征能战的儿子，留下了“五马浮江”的悲壮故事！林禄身居边远蛮荒之地，战乱时期，养护强大的武装力量始终爱护百姓忠于朝廷！心如菩萨！其为属民和后代子孙立下了光辉不灭的榜样！真的是：自林氏鼻祖比干而后林氏子孙如宋仁宗皇帝所赞：“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

　　林禄入闽之时，古越蛮人习气粗陋，民少业疏，俗杂缦胡，农业技术和生活知识落后，林禄给蛮荒越地带来中原优秀的文化、习俗、语言、服装、经书、典籍、礼仪、时尚、戏曲、音乐、武术、医学、诗词、文赋、书画、建筑、雕塑、农耕技术、工商贸易技艺……据记载林禄入闽衣冠之盛，光映闾里！林禄为此举最高权威朝廷领导官员，也是闽越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位正式被皇帝任命驻守开发之官员。

　　闽人为记念林禄等晋人开发温陵之功，故把古南安江改名为“晋江”。晋江北岸“丰州”还存留：“林厝山”、“林厝祠堂”、“林厝池”、“林厝林圣王公宫”等古迹。惠安塗嶺还保存着“林厝墓”。林禄的神主牌文革前还供奉于“林厝祠堂”之正中文革期间被林氏族人收藏，后自燃火起随同祠堂一同焚化归空。“林厝祠堂”族人也还保存着民国时期的地契一张（如附图）。

地契

 “林厝祠堂”左前方的 “林厝林圣王公宫”供奉的“圣王”是林禄。

　　林禄创建的“林厝祠堂”，自东晋一直保存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三更，才一夜之间自然化为灰烬。  “林厝祠堂”的残垣旧基还在！

林家千年谱为林禄所立之像。

“观音朝天”山形一角与“晋安城”屯兵旷地一角

此一大片土地，林禄用作屯兵养兵以及族人生息繁衍之用。

林厝山远观（林禄以此山脉作为屏障，利用山峦缺口作为城隘，固守领地。）

狮子山远观

莲花峯之奇山石莲花瓣与晋朝石亭寺

莲花峯晋朝石亭寺之石刻

（二）   隋、唐、五代

　　隋

龙山寺

　　晋江龙山寺，初名普现寺，又名天竺寺，在晋江市安海镇，始建于隋皇泰年间（618---619年），明清几经重修。该寺于1983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汉传重点佛教寺院。

　　唐、五代

　　唐代，泉州港逐渐兴起。武德年间（618-626年），有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后卒葬东郊灵山，其墓被后人称为“圣墓”，是现存很重要的伊斯兰教史迹。久视元年（700年）在今泉州地域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建州后，开始修建城池。当时社会安定，经济逐渐发展。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755 -763年），导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外交通转而以海道为主，推动了泉州港的发展。摩尼教也在唐中期传入泉州，史载唐时有摩尼教僧侣呼禄法师游方泉州，卒葬清源山。贞元至大和年间（785-835年），泉州升为上州。光启二年至景福二年（886-893年），福建观察使王潮在泉州城内创筑子城，街坊齐整，人口陡增，工商业繁荣，尤其是海外交通大为发展，泉州的造船业已达到较高水平，所造海船抗风力强，适于远洋航行，陶瓷、丝织品等成为主要外销商品。随着海外通商贸易的发展繁荣，前来泉州的外国使节、商人、宗教人士日益增多，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唐代后期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一诗中曾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的诗句，说明当时泉州有外国人居留，并有外国朝贡者频繁进出，这些朝贡者大多就是商人。此时的泉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广州、扬州、交州（今越南交趾）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商港，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韩国）、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

　　五代初，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王审邽及王延彬兄弟子侄相继任泉州刺史。王氏治泉期间，招怀离散、保境安民、鼓励生产、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他扩建泉州城，并重加版筑，环城种植刺桐树，从此泉州更以“刺桐城”、“刺桐港”闻名于世。受留从效“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之惠，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如陶瓷业、冶炼业、丝织业、制船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充足的商品货源。

泉州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元寺位于市区西街，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原名莲花寺，后改名为兴教寺、龙兴寺。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诏天下诸州各建一寺，以年号为名，遂改今名。

　　开元寺，在三个方面雄据中国第一的位置：

　　1、宋代建造的东西两座石塔，是现存我国最高的石塔；

　　2、大雄宝殿木雕斗拱——24尊飞天乐伎，其造型精巧，为木制建筑中所罕见；

　　3、开元寺甘露戒坛，与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并称中国三大戒檀。

　　开元寺传奇的建造故事

　　开元寺最早建于唐垂拱二年，当时名为莲花道场；垂拱（685年正月—688十二月）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但由于实际上武则天操纵朝政，睿宗毫无实权。一般算作武则天的年号）。

　　叫开元，则是因为武则天的孙子、杨贵妃的老公唐玄宗的年号。唐玄宗时大兴佛教，在全国每个州府盖一座开元寺；当时最多时全国有120座开元寺。

　　泉州开元寺则将武则天时期所建的周边几座禅寺合而为一，成为当时开元寺系列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曾与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北京广济寺齐名。

　　至于开元寺最初的建造，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

　　泉州开元寺的檀樾主黄守恭，当年为官泉州（另说，黄守恭家中种桑养蚕，为泉州最早的桑蚕业开拓者），成巨富，有地三百六十庄。有僧名匡护禅师，向黄守恭求地建寺，黄不给。匡护禅师遂朝来暮往，殷勤日久。

　　现仍有一颗1300年前的古桑，占地8万平米

　　黄守恭对匡护禅师说：“若欲吾地，待吾后园桑树开莲花。吾将舍地给你。”匡护禅师欢喜而去。

　　第二天，匡护禅师又来，对黄守恭说，你后园的桑树开了莲花，请去欣赏。黄见花，颇不安，欲拂前言。僧飘然而去，并无踪迹。

　　公即染病，三年不愈，桑树三年开花不绝。

　　公叹曰：此僧人非常人也。乃榜贴各街寻之。

　　僧忽自至。公拜曰，前言已发，故所愿也，但未知地要几许？

　　僧曰：一袈裟影足矣。公许之。僧以袈裟抛至半天，三百六十庄地尽行遮荫，黄守恭献地造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开始，先后建成莲花寺、兴教寺、龙兴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名开元寺）。

　　因其处常有紫云盖地（另说寺的大殿建成后，忽然天降“紫云盖地”，致使殿前大庭一千三百余年众草不能繁殖。大书“紫云”二字揭于山门。开元寺的土地是黄守恭献的，寺内建檀樾祠，专奉黄守恭的禄位，遵奉黄守恭及其子孙为檀樾主。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因为开元寺所在地原是一片桑树园。目前寺中尚存一株 1300 多年前的古桑树，现占地面积近 8 万平方米。

　　桑树园旁边有麒麟壁。

　　大雄宝殿唐式飞天世间罕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泉州开元寺，其主体格局形成于宋代，之后历代都有修缮。现在的建筑主要修建于明清两朝。

　　唐垂拱二年建造的大雄宝殿，相传建寺时有“紫云盖地”,又称紫云大殿。因殿内立石柱一百根(内糟减去六根)又称百柱殿。

　　大雄宝殿，古称紫云大殿。

　　现存建筑为明代重建,重檐歇山式,通高20米,面宽九间,进深六间,面积达 1388平方米。这些石柱和柱础,形式多样，有海棠式、内凹六棱圆柱、蟠龙圆柱、方柱式。大殿后廊明间有一对雕有印度教古代神话故事的十六角形辉绿岩檐柱。大殿前月台须弥座束腰部分，有 73 幅狮子与人面狮身石刻，具有浓厚的古希腊、古印度雕刻风格，是明代重修开元寺时从废圯的印度教寺移用至此。石柱及铺间炉斗作仰莲式,屋架上重梁叠栋,秀巧精致。

　　大殿里供奉着五方佛，密宗的标准制式。

　　殿中最富特色的是两排石柱和桁梁接合处的木雕斗拱，为二十四尊飞天乐伎，有的手持乐器，有的手捧文房四宝，轻歌曼舞于屋粱之间。佛教中称“迦陵频伽”，意为妙音鸟。与敦煌飞天形象不同的是,这里的飞天都长有翅膀,而这些翅膀不但是装饰品,也是拱顶的支撑点,建筑上的力学原理与艺术上的美学原理巧妙地融为一体。这些飞天乐伎融中国飞天、印度妙音鸟、欧洲安琪儿造型艺术为一体，为木构建筑所罕见。

　　也是中国罕见的木雕飞天乐伎。

　　40多米高的两座石塔中国唯一。

　　主体建筑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紫云屏、山门及天王殿、拜亭、拜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大殿东侧有檀樾祠、准提禅林，西侧有功德堂、尊胜院、水陆寺等。

　　大殿前方东、西侧矗立镇国塔和仁寿塔。

　　东西塔对峙立于大殿前东西方，相距约200 米，是开元寺内最重要的附属文物。

　　宋朝建造的东西石塔，仍是最高的古石塔。

　　东塔称镇国塔，初为唐咸通六年（865年）所建的五层木塔，北宋天禧年间改作十三级。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改造为七层砖塔。现存建筑为南宋嘉熙二年至淳祐十年（1238—1250 年）重建的花岗岩石塔，八角五层，仿木构楼阁式，通高48.27 米，每层四门四龛，逐层互换，外檐置护栏。塔心八角实心，架横梁与塔身相连，外壁依照五乘自上而下分别浮雕 16 尊佛教人物，塔基作须弥座，8 个转角各雕一尊力士，束腰处有 40 幅石雕，内有 37 幅佛传故事图。

　　甘露戒坛内景，两边的飞天非常精巧美观。

　　西塔称仁寿塔，初为五代贞明二年（916年）闽王王审知兴建的七层木塔，号无量寿塔。南宋淳熙年间易为砖塔，改今名。现存为南宋绍定、端平年间（1228—1236 年）重建的石塔，通高 45.06 米，形制与东塔大致相似，唯须弥座束腰处刻 40 幅花卉鸟兽。在两塔 160 尊人物浮雕中，仅 44 尊为中国人形象。

　　东西塔为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经受过八级大地震而屹立不倒。东西二塔作为中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已经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标志。

　　欧阳詹在闽南乃至福建文化发展史上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影响深远。当代长乐籍学者鲲西说：“公元八世纪相当于唐中叶，福建还是未受文化沾溉的地区。古书上闽越连称，只说那里土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如果说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七0六年）应试登第的长溪（今属福安）人薛令之是开闽第一进士的话，那么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与韩愈同榜的欧阳詹无疑是闽南登科第一人。这一榜所取二十三人多名士，除韩愈、欧阳詹外，还有贾棱、李观、冯宿、王涯等，故被时人称为“龙虎榜”。欧阳詹能登“龙虎榜”第二名（贾棱第一名，韩愈第三名），不仅很为南方人争了面子，而且打破了“闽人不肯北宦”的故习，极大地推动了闽地文教事业的发展。此后，北上应试的闽人逐渐多了起来。正因为如此，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为欧阳祠题联赞曰：“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

　　欧阳詹的生平事迹，《福建省志》、《泉州市志》、《南安县志》均有记载。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生于唐天宝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其祖上及父兄曾任福建、浙江、广东的地方官。他少时聪颖好学，后与莆田林蕴、林藻兄弟等在泉州清源山、南安丰洲莲花峰、高盖山白云书室、莆田广化寺灵岩精舍等处切磋共读，又与秦系、姜公辅结为忘年交，学业大进，“言秀而多思，多言人所未言”。

　　然而，正如陈培坤先生在《试论宋代泉州地区科第的鼎盛及其原因》一文中所说，自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来，直至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科举取士已在神州大地风行了一百年，但对于南方的泉州士人来说，还十分的陌生，能够金榜题名的，依然是一片空白，因此被中原人士讥笑为“闽人未知学”。欧阳詹本也无心功名，但代宗时宰相常衮恰好此时被罢相后出任福建观察使，经泉州刺史薛播引荐，他对欧阳詹的文章和才华备加赞赏，视为“芝英”，“每有一作，屡加赏进；游娱燕飨，必召同席”，欧阳詹由此声名“渐腾于江淮，且达于京师”。在常衮的勉励下，欧阳詹终于下定决心赴长安应试，并一举登第，成为闽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著有《欧阳行周集》十卷行于世，《全唐诗》录存其诗78篇，《全唐文》录存其文赋63篇。

唐代“藻蕴横行”之林蕴

　　林蕴生于唐代，约唐宪宗元和初前后在世，字复梦，福建莆田人（东晋林禄开基温陵十世林茂迁居莆田传衍），林藻之弟。为唐刺史林披第六子。披生九子，皆州牧，称“九牧传芳”。蕴博学广知，秉性鲠直。履历曾说：“幼读书不求甚解，但见古人之有建功立业者，心则慕之。”可知他从小就有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心。任西川节度使韦皋辟为推官。刘辟反，蕴切谏。辟怒，命杀之，又惜其直，阴戒刑人抽剑磨其颈，以胁服之。蕴叱曰：“死即死，我颈岂顽奴砥石耶！”    耿直、不畏强权，特别是他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辟舍之，斥为唐昌尉。及辟败，蕴名重京师。迁礼部员外郎，出为邵州刺史。坐事流儋州，卒。

　　蕴著有诗集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蕴初试贤良方正科，在对策中写道：“臣远祖比干，因（一作“忠”）谏而死，天不厌直，复生微（一作“愚”）臣。”因这些话，被主司斥之不取。至德宗贞元四年（788），才由明经及第，授集贤殿书院校理，西川节度推官，官终邵州刺史。可惜的是：林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诸朝，朝廷统治者本身已经腐朽不堪，并无振作的决心。林蕴虽有救世之志，济世之才，也无从施展他的抱负，只好回乡自全名节了。他在路过秦松岭时，写下一首无限感慨的诗。

诗曰：

散发长林下，松风入太清。

空山容暮色，落叶起秋声。

世险江天窄，云深草木平。

从兹归故土，勿作失群鸣。

蕴工书，得拨镫法传世。

著有《林邵州集》一卷。

　　蕴于宝历二年（826）逝世。咸通十年（869），赠洪州刺史，谥忠烈。李吉甫、李绛、武元衡为相，蕴贻书讽以：“国家有西土，犹右臂也。今臂不附体，北弥豳郊，西极汧、陇，不数百里为外域。泾原、凤翔、邠宁三镇皆右臂，大籓拥旄钺数十百人，唯李抱玉请复河、湟，命将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长，使守秦、陇。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有权臣制乐曲，自立丧纪。舜命契：‘百姓弗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唐以皋、佑、锷、季安为司徒，官不择人。卢从史、于皋谟罪大而刑轻。农桑无百分之一，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供百身，竭力于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边兵菜色，而将帅纵侈自养。中人十户不足以给一无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骄将。”六事皆当时极敝。蕴亦韦皋所引重，嫉其专制，感愤关说。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

　　沧景程权辟掌书记。既而权上四州版籍请吏，而军中习熟擅地，畏内属，挟权拒命，不得出。蕴陈君臣大谊，谕首将，人人释然，于是权得去。蕴迁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刍荐之于朝，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

　　蕴辩给，尝有姓崔者矜氏族，蕴折之曰：“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对。

承天寺

　　承天寺其规模仅次于开元寺，原为五代节度使留从效的南花园，南唐保大末年至中兴初年（957一958年）建寺，初名“南禅寺”。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赐名承天寺。承天寺又名月台寺，位于泉州崇阳门东南、南俊街东侧。承天寺屡修屡废，历经千年，建筑规模却越来越大，与开元寺、崇福寺并称为“泉州三大丛林”。鼎盛时期殿宇曾达40多座，海内外许多名僧大德出其门庭。文革期间寺宇大毁，弥勒殿、法堂、钟鼓楼、廊庑及山亭塔幢等等被毁，其他则用作民宅、办工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承天寺是85年在原址重修的。承天寺环境清幽，颇具城市山林之概，是闹市难得的一片园林绿地。被称为“承天十處奇景”的是：偃松清风、方池梅影、卷帘朝日、榕径午荫、塔无栖禽、瑶台明月、推蓬雨夜、啸庵竹声、鹦歌暮云、石如鹦鹉。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将这十景加以总结，写了十首“十奇”律诗，后来明朝书法家张瑞图将这十首律诗刋刻于碑石，传以后世。除了此十景也有人认为“月台倒影”、“一尘不染“、“梅石生香”也应该入为十景之选。 

崇福寺

　　泉州崇福寺位于鲤城区崇福路，初名千佛庵，后改名崇胜寺、洪钟寺、崇福寺，与开元寺、承天寺并称为泉州三大丛林，1982年被福建省政府定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1057年 

宗教：佛教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崇福路 

介绍：崇福寺是泉州少林寺废后传授少林武功的又一寺院。重修后大雄宝殿的风格保持明代规制，有应庚塔、千人鼎、大洪钟，称为崇福寺“镇山三宝”。大洪钟，铸于明初，声音宏亮，“崇福晚钟”为泉州八景之一。

泉州少林寺

　　南少林寺，即泉州少林寺，全称镇国东禅寺，俗称南少林，是相对于河南的少林寺而言，传说是中国南方武术之发源地，位于泉州清源山东麓，相传为曾救唐王十三棍僧之一的智空入闽所建。历史上的泉州南少林寺是一个庞大建筑群，共有十三进落，东至东岳山麓，西至东门护城河，南至东湖，北至伊斯兰墓地。现存的东禅少林寺仅是泉州少林寺的一小部分。1992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1356年 

宗教：佛教  

地址：泉州清源山余脉东岳山下

介绍：南少林始唐，盛于两宋，几经兴废，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南少林与洪门天地会等组织渊源密切，屡遭官府压制。但南少林武术也随着这些组织广播海内，拳派远播。同时期，明清泉州港衰落，南少林武术也随着泉州移民潮远播海外，枝繁叶茂，影响广泛。

泉州府文庙

　　泉州府文庙是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的代表性遗存之一。府文庙位于古泉州城中心，庙学合一，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传播儒学的中心。

　　泉州府文庙规模为东南七省之冠，体现了泉州作为“文献之邦”、“海滨邹鲁”的深厚积淀，是古代泉州文教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

万寿塔

      万寿塔是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的代表性遗存之一。万寿塔依借山势，北依古刺桐港、南眺重洋，作为商船出入泉州湾的主要航标，见证了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海外贸易活动的繁荣。

六胜塔

　　六胜塔是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的代表性遗存之一。六胜塔位于泉州湾东南岸出海口岬角前端的金钗山上。

　　作为泉州湾航道的主要航标塔，六胜塔见证了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位置，见证了泉州航海设施建设的成就、航海技术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盛。

（三）宋朝与元朝    

　　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侨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在通淮街创建清净寺（初名艾苏哈卜大寺），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并具有典型阿拉伯风格的伊斯兰教寺。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涉及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南宋，海外贸易成为朝廷税赋收入的重要来源。南外宗正司也迁于此，泉州港的重要作用更加显现，造船业更加发达，当时泉州舟师、水手、舵工“知地理、识天象、辨水道”，并用量天尺、指南针测量、导航，航海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刺桐港“风樯鳞集”，“涨海声中万国商”，成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国际大都市，与海外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与广州港并驾齐驱。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南门天后宫创建，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海神妈祖庙。到淳祐年间（1241-1252年），泉州居户增至25万，人口达130万（城内人口约20万），升为望州。

　　元朝，朝廷大力扶持对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诏地方官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州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朝廷的鼓励、扶持下，泉州海外贸易逐渐走向巅峰，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和泉州通商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近百个，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刺桐港成为世界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于世。当时的翰林学士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记载：“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文正公集》卷16）。泉州当时设有蕃坊让外国客商居住，泉州成为容纳来自海外包括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波斯、欧洲、犹太地区等地的各国侨民，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世界的泉州”。伴随着蕃商云集，外来的伊斯兰教、摩尼教（明教）、印度教、古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泉州大为发展，各种宗教和谐共处，成为世界典范，造就了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当时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涌向泉州，伊斯兰教盛极一时，泉州伊斯兰教寺增至六七座；明教亦势力大盛，晋江罗山苏内村华表山麓的草庵，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元代明教寺院，庵内摩尼光佛石刻造像，为浮雕趺坐像，背后放射佛光，散发披肩，面相圆润，神态庄严，衣饰简朴，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佛石雕像；印度教也繁荣发展，当时侨居泉州的印度商人们曾建造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泉州人称之为“蕃佛寺”；古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我国称为景教，元时泉州是管领江南诸路景教（蒙语称“也里可温”）的所在地，至迟在大德十年（1306年），泉州建有一座礼拜堂，称兴明寺，皇庆二年（1313年）泉州建立天主教区，之后泉州主教区教徒达一万人之多，当时泉州城东门“雄壮华丽”的大圣堂，是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建造的，她去世后便把教堂献给刺桐的主教哲拉德和圣方济各会。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率领庞大船队从刺桐港出海，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五十多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也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到了元末，持续十年之久“亦思巴奚战乱”，对泉州破坏极大，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

　　海上丝绸之路架起了中外信仰双向交流的桥梁，不仅中国的信仰向海外传播，海外宗教也纷至沓来。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伴随经济活动而来的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各种外来宗教在此与中国的本土宗教不期而遇，碰撞、交流、融合，演绎了文明对话的动人故事。

　　伊斯兰教

　  中国和阿拉伯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了联系，伊斯兰教兴起后，信徒们秉持“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的圣训，纷纷东来。在泉州东郊绿意掩映的灵山上，长眠着两位阿拉伯穆斯林先贤。相传他们于唐初来这里传教，后来卒葬于此，因夜发灵光，被泉州人尊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

　　清净寺

　　宋元时期，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来到泉州，伊斯兰教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曾有清净寺六、七座，其中矗立在涂门街的清净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座清净寺，原名“艾苏哈卜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元至大二年（1309），耶路撒冷人阿哈玛特重修了清净寺门楼，更显宏伟壮观。泉州清净寺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

　　基督教 

　　传入泉州的基督教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是聂斯托里派，即景教；一是圣方济各会派，元代并称为“也里可温”。

　　元代泉州的景教十分活跃，曾有一座名为兴明寺的景教寺，主持是吴咹哆呢嗯（口加思），总管着泉州地区的基督教事务。元代方济各会派由约翰·孟德高维奴传入北京，在北京建立教堂，设置了总主教区。

 　　当时的泉州是天主教的一个传播中心，先后有三任主教由北京派驻泉州，他们是哲拉德·阿布意尼、佩莱格林·卡斯特洛、安德烈·佩鲁贾。

 　　在安德烈的一封写给家乡的述职报告中，描述了泉州的繁盛和他在泉州传教取得的成就。他提到，在哲拉德担任泉州主教期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女建了一座雄伟华丽的教堂，并将此教堂交给哲拉德主教等人，死后还馈赠了一大笔捐款。现在这座教堂已经成为总教堂。由于传教事业的发展，安德烈用帝国发给的薪金在泉州郊区的小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华丽的教堂。

 　　他还谈到当时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他写道：“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游历泉州时看到两座教堂，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来到泉州则记载了三座教堂。明清以来，泉州基督教也有很大发展，其中泉南基督教堂。

　　印度教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度教也经由海路传入泉州，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已发现的印度教寺构件有300多方，这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从众多的石刻遗存可以知道，这不是同一座建筑物的构件，当时的泉州可能存在至少两座印度教寺。

 　　泉州金氏是阿拉伯人后裔，在他们的《清源金氏族谱》记载泉州有一座备极壮丽的印度教寺称番佛寺，这在《晋江县志》得到了印证。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面立着两根精美的印度教石柱，是明代重修开元寺从废弃的印度教寺移置过来。珍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毗湿奴石像是至今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印度教圆雕造像。毗湿奴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负责维持宇宙的秩序，该像115米，四臂，上两臂执海螺、法轮，下臂右手作无畏手印，左手倚神杵，神姿卓越。

　　今天在晋江池店的一座小庙里，有一方印度教女神石刻，被当地村民当成观音祭拜，自然地融入当地的民间信仰，这是多么有趣的文化现象。

　　摩尼教 

　　泉州众多的外来宗教遗迹中，有一处摩尼教遗址备受世界瞩目。公元3世纪创立于波斯的摩尼教，早在7-8世纪就先后传入新疆及内地，后被称为“明教”。据《闽书》载，福建的摩尼教是在9世纪中叶传入。

　　摩尼光佛

　　在晋江草庵寺前出土了印有“明教会”的黑釉碗，证明泉州曾是摩尼教在中国最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草庵寺内供奉的摩尼光佛在当地被当作佛教信仰的一种，周边其他地方崇拜摩尼光佛的行为已经深深融入民间信仰中。

　　保存至今的摩尼光佛像是世界的文物瑰宝，1987年在瑞典召开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讨论会，将草庵摩尼光佛像作为会徽。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参观草庵后，认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

 　　世界上同一座城市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不少，但在同一座城市同时容纳世界各大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信仰的情况实属罕见，泉州奉献给世界的就是这样的意外。

　　九日山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留下的石刻

　　1991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的官员在学术研讨会上说：“无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相遇的结果是文化交流，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或不期而遇的变革。”

　　各种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的各种信仰和谐共处在这座城，这样复杂有趣的文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不仅在于它是否证明泉州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更重要的是它启迪着今天的人们以尊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信仰。

 文章来源：博物馆文学菌

教科文组织石刻

圣墓阿拉伯碑文

　　对外贸易的发展令大量外国商人和宗教团体来到泉州，其国际化程度堪称古代的纽约。在泉州港的全盛时期，定居于此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迁徙到印度的一支）。

　　宋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在泉州自由从商、任官、传宗接代，他们当中有的对泉州海上市舶贸易有功而获得官职，有的因军工显赫获得升迁，有的从官府买得官位。例如异密·乌马儿，他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调任浙江省平章政事。

　　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泉州呈现出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座城市至今都能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一支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中文中称“石笋”），还有一块刻写着印度教教义的石碑。石碑由泰米尔文和中文双语铭刻，从文本的娴熟优美来看，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

　　泉州佛教寺院承天寺存有一座元代石炉，炉盖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等语，“信士蒲力目”这个名字显然不是汉人，而应该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土生番人”之类的伊斯兰信徒。这说明了本来相互排斥的伊斯兰教与佛教也出现了民间融合的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最著名的额佛寺开元寺以有印度教神猴哈努曼的形象著称，哈努曼就是《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型。

　　或许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支持态度。戈登指出，“伟大亚洲世界”的主旋律之一，就是规劝君主们尊重并欢迎旅行者带来的新鲜资讯，重视商人的价值，保护贸易。

　　南宋地理名著《诸番志》的作者赵汝适为宋太宗八世孙，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提举泉州市舶司，宝庆元年（1225年）兼权知泉州，接着兼知南外宗正司。《诸番志》成书于宝庆元年，是他任职泉州时所写的一部关于海外地理与文化的专著，记录了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58个地区、族群、国家的状况，东至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国。

　　在该书的前言里，这位宋室宗亲竟宣称，不了解海外风物是君子的羞耻：“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到了14世纪初期，泉州还出现了依据亲自参与的海外探险写出的游记。至顺年间（1330-1331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经过内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半岛、阿拉伯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坦桑尼亚，于元统二年（1334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年）到至元五年（1339年）期间，他又出海远行。汪大渊的两次远航探险总共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正九年（1349年），他出版了《岛夷志略》。

　　汪大渊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最早的环球旅行（1492年）早161年。在西方“发现”东方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种基于贸易和商业的世界眼光。这似乎意味着现代性——商业主义、文化开放性、信息物资的自由流动、成熟的官僚管理机制——有其“东方土壤”。然而我们看到，儒学本土主义在明代后迅速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商业活动被阻挠，海外贸易被大范围限制甚至禁止，外来人口被镇压。那过于早熟的“现代性”仿佛灵光一闪，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泉州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港的辉煌，也只能由后人追忆了。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江口码头

　　江口码头是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江口码头位于泉州江海交汇处的法石港区，含文兴码头、美山码头等系列码头，内航沿江进城，外可扬帆出海，始建于宋代（10-13世纪），历代沿用，屡有修缮。

　　江口码头作为古泉州重要内港——法石港所留存的两处沿江商业码头，是宋元泉州海外交通和贸易繁荣的重要见证。

　　石湖码头

　　石湖码头是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的代表性遗存之一。

　　古刺桐港出海口和晋江两岸为适应贸易运输的需要，曾布设一系列大小码头，石湖码头作为宋元泉州外港码头之一，与位于江口的诸多内港码头一起，构成了古泉州港完整的码头设施体系， 是宋元时期泉州海洋交通的重要遗存和历史见证。

　　妈祖天后宫

　　泉州天后宫位于泉州市区南门天后路一号，始建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泉州是我国海外贸易最高峰--宋元时期的最大港口，妈祖因被确立在海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泉州港”，成为泉州海神，并因漕运及海外交通的发展与妈祖的圣神恩德，成为全国性海神并远播海外 ，所建官庙宫址地处城南晋江之滨，“蕃舶客航聚集之地”，国际观瞻所在，是海内外同类建筑中礼制规格最高。

历史：821年

宗教：道教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天后路一号

介绍：明清海禁，泉州港衰落，大批民众为了生计下南洋过台湾，妈祖信仰也随着商人和移民的足迹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台湾，由泉州天后宫分灵而来的称“温陵妈”。

 天后宫最早称天妃宫，元封天妃，清康熙年间，施琅收复台湾后奏请，特封天后，天妃宫改称泉州天后宫。

现存建筑规模较大，保存较好，仍保留一些宋代构件和明清时代木构。因此，泉州天后宫也是大陆妈祖庙中第一座被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

　　妈祖林默娘

       妈祖，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古代和现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圣。原名林默，宋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诞生于莆田湄洲岛，因救助海难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逝世。

　　目前，全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上万座从湄洲祖庙分灵的妈祖庙，有3亿多人信仰妈祖。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有关机构授予妈祖“和平女神”称号。2009年9月30日，妈祖信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

　　晋江

　　看到这里，晋江这条江好像被人忽视了，它和洛阳江一南一东抱着泉州并排涌向大海，在大海中交汇。那入海口于宋元年间形成了刺桐古港，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也许海港的名声太大，把它给淹没了。奇怪的是，北边比它小的洛阳江，南边比它小的鸿江，都出现了奇迹。八百多年前，就在洛阳江入海口建了洛阳桥，在鸿江的河海交界处建了横跨五里海面的安平桥。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有意思的是这又牵出两位历史名人，洛阳桥和蔡襄，安平桥和朱熹。由此又引出一段段美丽的传说。洛阳江口经常有鬼怪兴风作浪，一次，正要把一渡船掀翻，突然，有一个小鬼喊，别乱来，蔡大人在船上呢。众人一看，哪有什么蔡大人？就发现一个孕妇，原来蔡大人当时还在母亲肚子里，闽南话把怀孕叫带身，那带身的女子就当众发愿，若生子成器做大官，一定在这里造桥。接着演义出一段故事，观音来为造洛阳桥筹款，观音化作一位绝色女子站在船上，说谁能把钱扔在她身上就许配给谁，于是，围观的人就纷纷往船上扔钱，偏偏出了一个吕洞宾，他帮了樵夫韦陀，真的把钱扔到观音身上了。怎么办？韦陀也就做了佛，和观音做个“背面夫妻”。蔡襄何许人也？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蔡京是奸臣，于是换成蔡襄。

蔡襄

萬安洛阳桥

　　安平五里桥：

　　安平1130年建镇，朱松是安海建镇初年的镇监，他在安平当镇官的那一年在尤溪生了一个儿子，一大耳也，他就是朱熹。有造安平桥的黄护捐地建廨并建让朱松讲学的鳌头精舍，而后，朱熹在同安当主簿，也来安海讲学。后来，镇官游绛县官邹应龙倡建石井书院，绘二朱夫子像于尊德堂。建镇八年，由僧祖派倡导，智渊和尚和大户黄护各捐钱万缗，开始造安平桥，后经泉州太守赵令衿终成大业。由是，又演义出一段故事来。安平桥中亭有一副对联，有人作了上联：“世间有佛宗斯佛”，朱熹和了下联：“天下无桥长此桥”。这是误传。经考证，这副对联是明朝黄元礼所作。安平桥有一个桥孔比别的桥孔都大，明末，船可以穿过这个桥孔进入郑府。郑芝龙就是从这里把数万灾民运到台湾，成了开发台湾的第一人，这样，才有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成为唯一把西方殖民者逐出的民族英雄。晋江上原有的桥顺济桥真的名声不大。有人考证，刺桐港的中心在顺济桥……洛阳江、晋江、鸿江相挨着汇入大海，而在入海口形成了泉州四大古港。晋江的顺济桥虽然没有洛阳桥与安平桥出名，但是“晋江”是著名的侨乡，历代巨商侨领辈出！当代晋江，工商產业异常出色，已经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在这片土地上，古代出现过一批文人骚客，北宋曾公亮有诗：《宿甘露寺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南宋林外《题滩旁驿壁》：“千古传名黯淡滩，十船过去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我何？”又《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洞仙歌》：“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锁。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题西湖酒家壁》：“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 为泉州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到20世纪60年代，作家司马文森才注意这条江，但他把也称“刺桐”的泉州小说为“桐城”，把这条江也小说为“桐江”，于是是《风雨桐江》。这些年来，这条江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造了泉州大桥、刺桐大桥、高速公路桥、铁路桥、顺济桥、黄龙大桥.……原来在江北缩得像一条鲤鱼的泉州，就通过这些大桥密切了和江南的关系。鲤鱼一旦腾翻跃过龙门，今非昔比，已经构建成大泉州的壮观。

朱熹

　　朱熹的代表作有：

　　《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通书解》《西铭解》、《参同契考异》等。

　　《四书章句集注》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于一体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著，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为宋代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中心，展现了“理”与儒家经典中的范畴体系的联系，并以此界定了这个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如天、人、性、道、心等。

　　市舶司

　　市舶司的设立，便利海商，推动泉州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至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朝廷诏罢两浙路市舶司，泉州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成为当时南宋仅有的两个市舶司。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南宋绍兴末，泉州市舶司的岁收入，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五十分之一。

　　“到南宋末，泉州阿拉伯后裔蒲寿庚被任命为泉州市舶提举，相当于今‘海关长’。”李玉昆说，蒲寿庚“蕃舶利者三十年”，使泉州地位走到广州之前。而到元代，为招徕更多外商，泉州还实行优惠的低关税政策，其他港口“蕃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也因为这样，元朝时，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马可·波罗在这里看到“船舶往来如织”、“货物堆积如山”；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说，泉州港大舶百数，小船不可胜计。

　　南外宗正司

　　在泉州西街一带的古榕巷内，南外宗正司遗址位于这里。现在，这里已是梨园剧团驻地，仍存有南外宗正司遗址的石碑和一尊塑像。虽然现存文物不多，又深居巷中，但在这背后，有一段历史故事可以述说。

　　据记载，北宋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府（今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徙迁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后又于南宋建炎间迁至今浙江绍兴。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南外宗正司迁徙至泉州，设在古榕巷内，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在这皇族聚居地，建筑堂皇富丽，机构设置丰富多样。同年，泉州设立了专为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学制二年。据记载，当时在泉州的宗室子弟初期仅349人，其后日益蕃衍，至庆元（1195～1200）中则在院1300余人，外居者440余人，至绍定年间（1228～1233)，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

　　南外宗正司的设立，给泉州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工具、丝织产品及陶、瓷、金、银、铜、锡、茶等技艺，丰富了当时泉州的生產力与文化生活。相传，趙匡胤的後裔南遷泉州後，靠朝庭發給的“宗稟”和深受地方的愛護，過著极其富裕优阔典雅的生活，閑來耍拳弄棒，鉆研學問，內心認為泉州是可以保其子孫繁衍不绝的生养之地。司内的人们那时生活奢靡，歌舞升平。直至1277年，元将唆都带兵攻入泉州城内“尽杀南外宗子及士大夫三千余人，妇幼不能免，备极惨毒”，所有建筑毁之一炬。但部分逃脱改名换姓慝藏于“东禅少林寺”或者村野民间，至今还保留着極其古老珍贵的易学、禅学、武学、医学、礼俗、仪规、风尚、戏曲、音乐、故事……

（四）明朝与清朝

郑成功

　　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始。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

　　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郑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原明朝南京），但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泉州府的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

 　　有《延平王集》行世。郑成功死后，台湾民间陆续建立庙宇祭祀，其中以台南延平郡王祠最为重要。

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輔，號虛江，明弘治16年（1503）出生於福建泉州府晉江濠格頭村。他以自己所學得的武學戰勝了日本倭寇！并平定當時全國各地的戰亂。他與戚繼光同時被稱為“中華民族英雄”，載譽“南俞北戚”、“俞龍戚虎”之名。俞大猷大戚繼光二十五歲，在整個抗倭戰爭中，最先抗倭勝利的是俞大猷。在戚繼光未加入抗倭戰列之前，倭寇已對俞大猷聞風喪膽！

　　俞大猷的實際戰功大於戚繼光，許多勝敵的謀略和具體的斗爭功勞在俞而不在戚，俞潛禪修佛，心志只在救護國家人民，不爭戰功，甚至多把戰功讓給戚繼光，因此後來戚繼光的“知名度”大於俞大猷！平时戚繼光對俞大猷敬畏有加，待之如師如友！史學家陳泗東先生謂：“不論官位及抗倭功績，俞大猷都在戚繼光之上，但閩人似太謙虛……年久日深，使人誤認戚繼光名在俞大猷之上。”泉州市副市長周焜民先生撰聯贊曰：“籌略靖氛也，首戰浙江，轉戰西北，再戰東南，身經百役，斬首兩萬五級，功在邊陲，才猷兼茂，與千古英雄爭品色；以身許國矣，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仕歷三朝，從戎四十七年，志同管樂，忠赤獨懷，為普天百姓致安平。”

　　俞大猷将军的佛學，易學，武學，兵学，書法都是第一流的！俞大猷的俞家軍，戰力強大，他训练的俞家軍實戰棍法，至今還流傳於福建沿海一帶，名：“三川日月槌”。此“槌”法三招結成一個攻擊組合，招招凌厉毒辣，一打一揭，步步向前，勢如激湍瀑布，難以抵擋！俞大猷所教的“軍棍”由“宋皇室太祖內功拳法”所衍化！他是赵本学的谪传弟子！趙本學是宋太祖趙匡胤第十八代親孫，譜名世郁，字本學，號虛舟。趙本學集家學、兵學、易學、禪學、醫學……於一身。俞大猷是历史上曾经真正横扫北少林的实战高手，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他所率领的“俞家军”有时倭寇只要听闻或看见他的旗号就被吓跑，他改编“私用拳法”为“公用拳法”（变小架为大架），适应战场战法之需！他创造的兵车、奇器、阵法、战术，破敌致胜，攻无不克！著有《兵法发微》、《洗海近事》、《续武经总要》等军事著作，他还写了一本武术专著《剑经》补前人之缺，后人把俞大猷生平所作的诗词等著作编汇成为《正气堂集》。

俞大猷有诗曰：

学成伏虎剑, 

洞悟降龙禅。 

杯渡游南粤, 

锡飞入北燕。 

能行深海底, 

更陟高山颠。 

莫讶物难舍,

回头是岸边。

　　“少林寺”里有一方“新建十方禪院碑”，此碑纪载俞大猷將軍回傳“少林拳棍法”给“少林寺”的詳細情況，碑文摘錄如下：“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長劍（棍棒）技。嘉靖辛巳歲，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僧負其技之精者，皆出見呈之，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劍技名天下，乃傳久而訛，真訣皆失矣。……”’“小山慨然曰：‘劍訣失傳，示以真訣，是有望于名公。'予谓：‘是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即擇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從，隨往南征。三載之間，諄諄示之，皆得其真訣，雖未造於得心應手之神，其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庶幾矣。乃辞归。” 現代的學武者有一部分注重花巧、炫眼、好玩，樂於華而不實。五百年前也有这种情况，俞大猷在《正氣堂集》记载：“奈今所習所學，似是一個虛套，如此操就一千年又有何用？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為戲劇套數，此是以花勝法？而對手功夫漸失，武藝之通病也。”

俞大猷的颜楷

张瑞图

　　张瑞图（1570年-1644年），字长公、无画，号二水、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道人、平等居士等；汉族，明代画家，晋江市青阳下行乡人。

　　擅山水画，效法元代黄公望，苍古有劲，作品传世极希。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 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崇祯三年，因魏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被定为阉党获罪罢归。

　　以擅书名世，书法奇逸，峻峭劲利，笔势生动，奇姿横生。钟繇、王羲之之外另辟蹊径，明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有“南张北董”之号。

　　在晚明的历史上，张瑞图与王铎两人是历史地位很特殊的书法家，这“特殊”性在于史传张、王的人品颓丧。相传，张瑞图步入仕途即依附魏忠贤“阉党”，成为“魏家阁老”成员之一，他30余岁就将有明一代文化人所能做的官几乎做了个遍，中年仕途极颠官至宰相，其行径为士林所不齿，《明史》将张瑞图列入“阉党”。王铎则是在“降清”这件事上成了人生的至大污点，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乾隆修史时又不幸入纳《贰臣传》“乙编”之首。然而，张、王在艺术上却是声势波及以后三百年，他们在“晚明书风”中不可或缺、无可替代为后世所公认，流衍海内外。“神笔王铎”书风允为一世之雄，而张瑞图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名，书史并称曰“邢张米董”。颓丧的人品居然没有淹没他们的书法声誉，这在“书以人重”观点已十分流行的明清两代，是很特殊的例外，（“表里不一”是《生命学与生命管理学》“不易”和“变易”方便处世运用之大法。以张生的“用笔舒情”来检验其风骨与表情：有时候处世当下“形势比人强”，“为了顺利过渡生存”，“不得不以不变应万变”！）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所评：“张果亭（张瑞图）。王觉斯（王铎）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梁献更认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这人品与艺品所隐含的矛盾性，确乎是个难以取舍的哲学命题（不难不难，知己则能知彼。人世之道：表为“变易”，里为“不易”。“二水先生”为人写字“内实外虚”，外表委屈折顺，内里刚强率直（真善），睿智超越，字品字相清正高贵得很）。 

　　张瑞图与王铎，这两位晚明“大节有亏”的书坛巨擘从出生到入仕，人生轨迹极为相似。张瑞图出身晋江青阳下行村农家，父亲张志侹“俭朴食贫”，其幼负奇气，聪颖过人。自小习儒，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据说林天咫是李贽的后人）。家贫，供不起夜读灯火，每天夜晚都到村边的白毫庵中，借着佛前的长明灯苦读。年青时，一面执教谋生，一面参加科举考试。妻子王氏每以机杼纺织的收入供给家用和支持张瑞图求学的资用。张瑞图读书方法与人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为诸生时，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他文思敏捷，弹指立就。翌日，文章不胫而走，喧传府县二学。由此文名大噪，泉州一带至今都盛行由他解释的经文。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张瑞图举于乡。万历三十五年中进士（1607年），为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

　　张瑞图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詹事府少詹事，颇有意昧的是，明清两代约定俗成的是无进士不进翰林院，无宰相不出翰林院，“晚明书风”主将十有八九亦出于翰林院，如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天启六年（1626年）张瑞图迁礼部侍郎，是年秋，与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 。

　　张瑞图官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之际。内阁首辅顾秉谦和先后入内阁的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来宗道等人，都成为魏忠贤私党，时称“魏家阁老”。据《明史列传.阉党》载：“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明年（天启三年，1623年）春，秉谦、广微遂与朱国祯、朱延禧俱入参机务。”。“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忠贤以同乡故，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并参机务。时魏广微、顾秉谦皆以附忠贤居政府。未几广微去，如磐卒。明年（天启六年，1625年）夏，绍轼亦卒，铨罢。其秋，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入。己而秉谦乞归，立极遂为首辅。” 。“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

　　翻开《明史》，所述张瑞图“依媚取容”于魏忠贤“阉党”也无非以上诸条，其定罪“阉党”莫过于为“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这倒成了最具戏谑意义的“因书得祸”，也算张瑞图与董其昌之间的书坛公案：天启六、七年，魏忠贤“阉党”当权，天启皇帝昏庸无能，反而敕赐魏忠贤在全国各省城建造“生祠”。人还活着，就建祠堂供人瞻仰，不可一世。当京城魏忠贤的“生祠”快要落成的时，魏忠贤忽然想要准备找董其昌为他的生祠题写匾额。董其昌对魏忠贤的倒行逆施了然在胸，唯恐躲避不及。消息传到，董其昌只好使出苦肉计：叫他的一个心腹和他骑马到外游，途经街肆，董其昌故意把马绳突然揪紧，马惊叫一声，大跳起来，董其昌就势摔倒。隔天，“董其昌骑马摔断右手”的消息，传遍宫庭内外。手都折了，还怎么提笔写字呀？董其昌趁着满城风雨的时候，找一个借口，偷偷溜回他的华亭老家去“养伤”了。董其昌一走，当朝书法当数小董其昌十五岁的张瑞图了。这样，魏忠贤便派人把他叫来，要他为京城生祠题写匾额。张瑞图来到朝房，当然只好硬着头皮提笔应付。经魏忠贤党羽的提示，才勉强用行书写了“擎天一柱”四字，他故意不署名，墨笔一扔，归家而去。董其昌逃避为魏忠贤书碑，却搭上了张瑞图捉笔，且成了定性“阉党”的铁证。

　　最初，朝议定魏忠贤逆党，虽牵连当政阁臣，但张瑞图并未列入。然而，崇祯元年（1627年）二月会试，施凤来、张瑞图任考试官，所取考生几乎都是中官、勋贵的姻戚门人，终于激怒了崇祯帝。《明史.阉党》载：“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施凤来、张瑞图被罢免。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张瑞图列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崇祯三年（1630年），张瑞图被遣归故里。六十归隐的张瑞图悠游林壑，忘情山水，诗书并发，将其书法再次推向了一座高峰。也许，花甲之年的张瑞图不遣归故里，也成就不了其“自是不朽”的代表书风了，却是“因祸得福”。

　　对于张瑞图“阉党”的身份，明朝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最初，负责办案的韩爌因查无实证，并没有将张瑞图列于阉党的名单之上。但由于其他原因，当时的崇祯帝却认定张瑞图就是“阉党”。历史资料里，并无任何有关张瑞图为魏忠贤写碑的确切记载。

　　張瑞图死後四年（1645年），黃道周等人在福州擁立的明唐王发昭命恢復其原有官銜，还特赠太傅“文隐”。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为张瑞图撰写数千言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林欲辑在为张瑞图写墓志铭时，也许早预料后人会有所误解，在铭文中特地记载了张瑞图曾经抵制魏忠贤的数十件事情。辑录其三如下：

　　天启五年（1625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

　　天启六年（1626年），京师文庙附建魏忠贤生祠，张瑞图与吕天池谋阻之不可得；魏忠贤又想在祠中塑造自己雕像，张瑞图不敢公开反对，诙谲晓譬之，事遂寝止。

　　天启六年（1626年），方孝孺、李承恩、惠世扬诸大臣系诏狱，原拟冬至日处决，张瑞图提请缓刑，苦心维挽，终使熹宗降旨停刑。等等 。

　　笔者分析，张瑞图于仕途，也许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固魏忠贤当朝毕竟要延用张瑞图才略与文孺的影响，亦因魏忠贤“阉党”掌控的“东厂”手段残暴骇人，连皇帝都“隐忍”了，作为一介文士的张瑞图又能奈何，如真正与“阉党”同污，豈有墓志铭所述反魏之行状，“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府志》）。墓誌銘勾勒出張瑞图的充滿矛盾的形象，从側面也反映出晚明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時期上层政治斗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可惜的是，林欲楫与张瑞图的关系过于密切，两人是姑表兄弟，又是同榜举人、进士，张瑞图之子张为龙更是林欲楫的女婿，其公正性似乎被打上问号，致使林欲楫的说法未能得到普遍认可。张瑞图的“阉党”声誉似乎与书艺并存而毁誉参半。

　　然而，人的艺术造诣并不是人生和人品的直接翻版，（林家樂按：“象中有气，气中有理。理生气，气生象。”正念生正气，正气生正象。“正象”即“正人品”。人品不正，书象不正。西谚：“意识～能量～现象。”中国古人谓：诗载人志，字为心画，真实不虚，点点出于般若。）书品不一定等同於人品。艺术风神和品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书法艺术，其格调的高下更多取决于其审美观念，而非道德观念。（汝学理还在浅薄层次，未见通透。）晚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期。在那个飘摇动乱的社会形态下，书坛却显示出另外一番勃兴气象。以此来分析，“晚明书风”从形式到内核都为书法史上的转换期，有着其时代背景的心理诉求。较之于明初、中期书法创作，它完全打破了“二王”帖学已经趋于僵化的创作模式，创造了具有人性张扬与艺术个性的创作新态，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和澎湃激情的浪漫主义书风，张瑞图比黄道周长十五岁，更长王铎、倪元璐、傅山二三十岁。实质上，张瑞图是继徐渭后首开晚明风气，真正意义上使“二王”书风的藩篱彻底土崩瓦解实践者，是晚明书风转摒情境下的至为关节人物，其观念直接影响了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

　　张瑞图书法的独特之处，清人秦祖永有一句很准确的慨括，即“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闢蹊径。”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综述明代书法曰：“帖学大行，故明人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体，以庸為工，亦但宜簪笔干禄耳。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於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家者。又其帖学，大抵亦下能出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軼，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号称晚明四家的“邢张米董”当属马宗霍所述欲“出赵吴兴范围”、“思自奋軼”的“三数杰出者”，然大多“亦未敢绝尘而奔也”。邢侗精研东晋二王，临摹几可乱真，自谓“拙书唯临晋一种”；米万钟作為米芾后裔，谨守家法在老米基调上。两家虽不学赵体，却未离二王胎息。董其昌公开向赵孟頫宣战，力纠赵书之妍媚熟甜，以“熟后得生”的气格，求流润中的“生秀”，其风格与赵书相比，尤其在钟王风神、书意形态方面，与赵吴兴本质几近，其晚年也自叹并未超脱赵氏，只是另立了一种形式。惟张瑞图，虽然在书品和成就影响方面不能说越过是董其昌，但在另闢蹊径、独创一格方面却属於“绝尘而奔”颠覆传统革新者，其承载的是整个晚明书风的转换与开拓。

　　张瑞图的书法的确不同于流美的董其昌所倡导的时尚，而别具“奇逸”之态。他擅长的楷、行、草书，他试图打破“藏头护尾”的中锋原则，故其书多以尖厉的露锋、方折、跳荡的结体为基调，硬峭纵放的笔法，拙野狂怪的结体，犬齿交错的布局，纵横凌厉的气势，，形成了吞吐八荒的“奇”“逸”书风。笔者十多年前在常州博物馆看到张瑞图对联，字大如斗静压中堂，真气弥漫而静若老道、意气奇诡似不可端倪。而共同展出康南海八尺中堂虽其龙飞凤舞却气淡力薄、相形见拙，令观者啧啧惊叹，盖其字内力骇异而胜在气格，非“书雄”不可为也。史称张瑞图执笔方法独有秘诀，张瑞图亦自许其用笔宛如“金刚忤”般，真如赵吴兴所谓“用笔千古不易”矣。张瑞图当自有冶铸“二王”与“钟索”、“六朝体”于一炉的高超本领，以此建立一种全新的用笔方式与书法格局。对他的书学渊源，前人略有论述，梁巘《评书帖》云：“张瑞图行草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书醉翁亭。”指出他也从帖学入手，只不过崇尚的是“野逸”派书风和讲求厚重力度的“苏体”笔法。另据近人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评述：“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张瑞图的书法，似乎还从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劲峻厚的笔法，这便是“晚明书风”所呈现共同的审美追求。杨守敬《跋张瑞图<前赤壁赋>》曰：张氏“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道周）伯仲。”但是，张瑞图之名不列入风格相伯仲的黄、倪、王、傅流派之中，却与蹊径迥异的邢、米、董并称，这说明时人并没有客观评价张瑞图的书学地位。当然，后世论书更有直接说张瑞图为淸代碑学先声未免牵强了。

　　南京博物院所藏张瑞图行书苏轼《无言亭》诗大轴，为其典型中年风格，此作为绫本，纵193.2厘米，横46.5厘米。诗云“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弹指未终千偈了，向人还道本无言。”张瑞图一生写过很多苏轼的诗文，名气最大的要数长篇《前赤壁赋》。在艺术创作主张上，更受到苏轼的影响。《果亭墨翰·卷一》中记载：“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都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张瑞图的行草书正是在深得晋人法乳后又有所“撇弃旧学”创新。此轴以楷带行、草，既见北魏笔法，又呈颜王风骨，峻逸劲力，其下笔直入平出，起止转折处多不作回锋，平实中暗藏险峻，因其技法精熟，行笔的节奏较快，故横、竖笔法中锋收笔处不经意的顿挫回腕，笔锋显露锋芒，常常按毫甚至到了笔肚，以使字形饱满结实。在行笔改变方向处，均以翻折之笔为之，棱角外显而不薄，增强了跌宕之感。除了线条的节奏和笔法上的露锋转折外，更显虚实的变化。在整体章法布局上，张瑞图更是匠心独运。将行距加宽，有意彰显一种疏朗，洒洒落落、粗细长短、字势的荡逸、字距的疏密构成了张瑞图独特的书风。故而，欣赏此轴却似给人以朗月荡心之感。

　　张瑞图在小楷《读易诗二首》款中论及天启二年（1622年）他与董其昌的会晤有这样一段记载：“记壬戌都下会董玄宰先生，先生谓余曰‘君书小楷甚佳，而人不知求，何也？’”在董其昌看来，张瑞图的小楷水准至少当不在其行草书之下欤？以静者论，倘若以“钟、王”为范式的传统帖学基准来衡量，张瑞图的行、草书稍有“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的弊端，也许，董其昌的疑惑正缘于此。《明史》在论及晚明四家时，虽将四人并立“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但又认为“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应该说，仅就书法本体而论，说张瑞图不逮董其昌未置可否。

林欲楫

　　林欲楫（1576-1662年），字仕济，号季翀，别号平庵，明末清初福建泉州晋江西滨人。生于明代万历丙子（1576年）十月(10月22日-11月19日)。故宅在泉州城内三教铺宅顶。林欲楫从政尽心尽职，视事礼部时，凡各省郊庙之役及祈欲、劝农、耕藉、幸学诸大典，均奉璋以从。还考定宫帏，克验西历，妙选贡举。为政清廉，杜绝苞苴。乞休居乡，则兴利厘弊，怜贫赈饥，缮修津梁，倾赀不吝，故其逝后，族中追念，尚不禁唏嘘泣下。林欲楫忠孝天植，事亲至孝。早年随父宦粤西，亲疾，割股以疗，刀瘢二寸许；亲殁后，每近讳辰，辄持斋，终其身犹一日也。林欲楫言则丝纶得体，直国史则笔削靡拘，为学根极性命，博综经史，曾奉召修《实录》。著有《易经勺解》三卷、《学庸注补》一卷、《道德经注》二卷、《水云居诗草》、《友清堂文集》等。

　　林欲楫出生仕宦家庭。父林武苴，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武进士，官终广西永福守备。长兄林欲栋，少称神童，万历甲午（1594年）、乙未（1595年）25岁联第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正卿、工部尚书，以赋性刚直、乐施予闻名于闾里。次兄林欲梧，荫授南京坐营都司。

　　林欲楫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生性聪慧，读书过目成诵，下笔衮衮不竭，尤以其长兄林欲栋友爱二弟，身为严师，对林欲楫的帮助很大。

　　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林欲楫中解元，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中进士，廷试二甲第十二名。先选庶吉士，授编修，起充廷试掌卷官，升起居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典浙江试，泰昌（1620年）起左中允。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转右谕德，升右庶子，管理诰勅文，擢少詹事，晋礼部右侍郎。

　　时魏忠贤势炎熏天，势利小人争相趋附。林欲楫以柄国匪人，难以共事，且事势万不可为，作为封建王朝的命官，独凛然傲视，诸所披陈，言无不尽，表现铮铮气概。

　　先是，在水灾之年，身为礼部右侍郎的林欲楫陈修省数事，触魏党忌，被迁南吏部。

　　继自天启六年（1626年）起，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为魏忠贤建生祠，此举受到皇帝首肯，诏赐祠额，勒石记功德，阁臣亦撰文书丹，故而魏党之徒纷纷效尤，兴起建生祠热。许多文人骚客，表面也只得敷衍应付，独林欲楫“峻却之”。

　　再，有魏忠贤义孙魏某为司官，把持部务，林欲楫发其奸，出查催一檄，屏去之，同僚均暗暗替林欲楫捏把汗，恐其遭受报复，林欲楫独安然自若。

　　崇祯（1628—1644年）初，擢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忤阁臣，假归三载，复召修《实录》。崇祯七年（1634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馆员。崇祯十一年（1638年），起掌部职。

 　　崇祯时，朝议诛毛文龙，力言不可；连上十三奏，疏救触犯帝怒而被削藉的刘宗周；抗言杨嗣昌的增兵饷之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空四尽之秋，不宜以穷民养骄兵”，且认为农民起义之所蜂起，乃当朝失策，力争便宜进止。

　　林欲楫为人恪守名节。典试浙闽，所得士九十七人，其后捷南宫者强半，名硕忠节，蔚起踵出；教馆员，端轨贞范，别立规则，厥后修撰刘君理顺、简讨胡君守恒，皆伏节死义。

　　清兵入关，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立，林欲楫应召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宰相）兼礼部尚书。

 　　清·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卒于家。墓在泉州紫帽山南麓。有子六，其中华昌为康熙时举人，任常熟令；女二，长适张瑞图之男（庚辰(1640年)进士，翰林院检讨）；次适洪承畴之男（乙未(1655年)进士，大理寺少卿）。

施琅

　　施琅（1621年—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今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始，明末清初军事家，清朝初期重要将领。

　　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了施琅，施琅借故杀曾德而得罪了郑成功，郑成功诛杀了施琅父亲与兄弟。由于亲人被郑成功杀害的大恨，施琅再次降清。施琅投降清朝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1681年（康熙二十年），康熙帝采纳了李光地的意见，授施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积极进行攻讨台湾的部署准备。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决定攻台，命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一起进取澎湖、台湾。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指挥清军水师先行在澎湖海战对台湾水师获得大胜。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因功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

李光地

 李光地故居

　　李光地（1642年9月29日—1718年6月26日），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泉州府安溪（今福建安溪）人。清代康熙朝大臣，理学名臣。

　　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学士、兵部右侍郎、直隶巡抚，协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康熙五十五年（1717年），因疝疾速发，卒于任所，享年七十七岁，谥号“文贞”。雍正元年（1723年），加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

　　著有《历像要义》、《四书解》、《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书。

庄际昌

　　庄际昌（1577—1629），字景说，号羹若，初名梦岳，应试时改际昌，学籍永春，乡籍晋江青阳，其庄府状元衙尚存。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其先祖庄夏祖籍永春举家迁泉州城，至际昌始回籍，参与永春童子试，为知县陈龙所拔取。万历四十三年，由永春县学推选参加乡试，中举人。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会试、殿试皆第一。是整个明代惟一连中会元、状元的福建人。但因制策“醪”字偶误为“胶”字，数目字误写，卷面稍有刮补，被人指摘，遂不受职而请假归里。天启元年（1621年），补授翰林院修撰，参加编修国史。天启三年，任经筵展书，直起居注，编辑六曹章奏，《光宗实录》编成后，赐白金和文绮，加俸一级。又奉派出使册封赵藩王，藩王赠以珍宝，际昌辞谢说：王臣公开宠赂，国法如何维护？且贪污成风，我有何面见乡民？！天启五年，际昌任会试考官。考试之日，题目尚未发下，主考令人传呼帘官。际昌坚持不可，认为内外防范，此乃防一溃，否则众制尽溃。时宦官魏忠贤操纵朝政，主持考试的官员，多数是魏忠贤的私党，际昌据理力争，无所顾忌。后撰写诰敕，两次拒绝忠贤私请，忠贤怀恨在心。天启六年，会修《三朝要典》，忠贤横加干预，际昌说：是何故要以国典为刑书呢？！后被罢职。返籍归乡，为家乡兴利除弊。这一年冬天，海疆不宁，他约定乡邻，编队守望，保卫乡里；又捐资修筑晋江溜石陡门，扩大规模三分之二，内蓄溪流，外捍海潮冲啮，42乡田地得以浇灌。明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伏诛，际昌被起用为右谕德。赴任途中，又被提升为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至京后，赐镪楮珍膳，授记注。在职期间，秉笔记言，坚持正道。每日黎明入朝，夜二更方罢，劳累而不顾休息。际昌文思敏捷，为文立就，字劲遒，不喜摹帖。曾登武夷，历山岭，游桂林，所到之处，皆有吟咏题刻。平生喜引掖后进，文章有可取者，必加赞扬，使其成名。著有《羹若文集》、《霞栖藏稿》。崇祯二年病逝官邸。运灵灵柩回家乡晋江，葬于青阳山左麓，赠詹事府詹事。生前自题说：羹元真息”并题小联“昔年忙半仙，四大本归虚”，其裔在府文庙西侧营建庄羹若状元祠（今尚存）。在晋江青阳宫下庄氏祠堂对面曾建有庄际昌状元衙。

　　庄氏家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经历代重修。为七开间二进硬山顶抬梁式木构架砖石木建筑，建筑面积925平方米。三川脊顶，高低错落的屋脊各立燕尾，堆塑卷草，装饰彩瓷剪粘花鸟。堂宇轩朗宏敞，荟萃砖雕、木雕、彩画、髹漆等多种建筑工艺。内外悬挂“状元”、“进士”匾额数十方。

　　据说，祠宇正当阳山之中，北对泉州，清源山如同案桌，开元双塔如同案上一副烛台，风水极佳。由于庄氏人丁多，登科仕宦者多，资财充裕，祠堂屡经修葺扩建，愈加规模壮伟，美轮美奂。庄氏族裔在外头认宗亲时，人家总会探问一句：青阳祖祠的柱子有几支？要回答九十九支半。才能得到认可。原来当年祠堂依山而建，左后角有块山石，工匠特意把他留下来当柱础，上面只安半截木柱。所以宗祠总计有九十九根半的柱子。

　　祠堂前落左右尽间门墙突出，使门路成凹形，墙面用六角拼花红砖砌成，两边安一对青石八角螭虎窗。祠堂开三通大门，平时只在两旁的黑漆大门出入，中间的朱漆大门总是关闭着，一尺高的石门坎上再加一道二尺高的木坎，老祖宗传下的规矩，要到祭祀祖宗的日子或迎接极尊贵的客人才能打开。最引人注目的是门楣上悬挂着一列金字匾额，除中门上挂的“庄氏家庙”匾外，还有万历己未年庄际昌“状元”匾、“会元”匾、万历癸丑庄奇显“榜眼”匾、乾隆己未庄有恭“状元”匾，原来清代广东状元庄有恭也是青阳庄氏的传裔。其他众多进士、举人的匾额则挂满祠内的正厅和下厅。

　　祭祖的厅堂用加长的梁架，偷梁减柱，中间只安两架步柱，使空间更显轩朗宏敞。中间称为“孝思堂”的神龛中供奉庄氏一世祖古山公的画像。两旁厅壁大书“忠孝廉节”四个金字。梁枋间除了一列“进士”、“翰林”匾外，又有民国政府赠庄氏家族捐助抗战的“慷慨输将”匾，民国海军上将萨镇冰赠的“义勇可风”匾，民国政府赠与华侨庄履安的“民国元勋” 匾，泉州人民政府赠与侨领庄启程的“造福桑梓”匾，还有菲律宾锦绣庄氏宗亲总会献的“锦绣传芳”与“源远流长”匾，台湾彰化庄氏宗亲会献的“两岸同根”匾，金门庄氏宗亲会献的“源远流长”匾。

　　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青阳庄氏科举人物众多，是其他族姓难以企及的。自成化十年（1474年）族人庄荣首中举人至明崇祯间，庄氏家族出了进士13名，举人14名，贡生4名。在清代，又有进士2名，举人5名，贡生4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八年，家族中有庄用宾、庄一俊、庄壬春三人同榜考中进士，人称“一榜三龙”。明弘治十七年（1504）到明万历28年（1600）科举考试中，五科中共10人中进士，称“五科十凤”。这就是一榜三龙齐奋，五科十凤连飞的来由。

吴鲁

　　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状元都出自泉州，最后一个状元叫吴鲁。

　　吴鲁（1845-1912），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华庵主，福建省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人，祖上三代都是平民。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状元，清末政治人物、教育家、诗人、书画家。

　　吴匕鲁从小聪慧，五岁从师学习，同治十二年（1873年）登拔萃科，入国子监。第二年，授刑部七品京官，任满升刑部主事，充秋审处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军机章京；光绪十四年（1888年），顺天乡试中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殿试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

　　庚寅科是为庆祝光绪皇帝“亲政”特开的恩科。同科榜眼文廷式文才出众，主考官初拟为第一甲第一名，因策试卷将“阎”字误写成“面”字，光绪皇帝将其降为第二，吴鲁幸运地成为状元。

吴鲁也擅书：

黄培松

　　黄培松（1855-1925），字贤礼，号菊三。福建南安市洪梅镇山溪人，武状元出身。精通武艺。少时习文，应泉州府试，屡试不中。因身体魁梧，臂力过人，便弃文习武，拜晋江罗溪（今属鲤城）武举人黄纪堂为师。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武举，培松获乡试第二名，武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武科会试，获第一名，武会元；殿试钦点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武状元及第。相传黄培松殿试时，使用兵器是大刀，舞弄中突然失手，大刀几乎着地时，他灵机一动，用脚踢起，继续飞舞。事后，考试官召问此法，他回答“魁星踢斗”。考试官认为其武艺有独创，状元便为他所得。清光绪、宣统年间以琼州镇总兵，记名提督驻广东，曾率兵多次镇压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1913年被袁世凯任为福建护军使，授陆军中将。1922年授北洋政府将军府将军-培威将军，加上将衔，1926年追授陆军上将。

泉州状元坊

林家樂二O二O年二月二O日编辑修竣